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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。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，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，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。

　　反观他们八人经历，个个饱经沧桑，几度沉浮，但不羁归不羁，狂放归狂放，玩世也好不恭也好，他们各自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，文如其人，见字如面：

　　韩愈（768—826），字退之，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河阳（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）人，祖籍河北昌黎，世称韩昌黎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

　　一个真正的君子，他必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，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，对待他人宽容而简约。

　　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，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，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，学问技艺各有专长，如此罢了。

　　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，我们能看到他作的很多散文，从碑帖中能看见他的书法：

　　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，并称韩柳。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，其文的成就大于诗。骈文有近百篇，散文论说性强，笔锋犀利，讽刺辛辣。游记写景状物，多所寄托，有《河东先生集》，代表作有《溪居》、《江雪》、《渔翁》。

　　美是在人对事物的领悟之上得以体现，是因人而异的，没有人的领悟，也就无所谓美。

　　一直以来学界对柳宗元的研究大多侧重在文学和思想体系方面，对于其书法的研究几乎空缺。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遮蔽了其书法上的贡献。仅存的《龙城石刻》又一直存在争议。不能看到全貌实属一大遗憾！

　　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世称苏东坡、苏仙。汉族，北宋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省眉山市）人，祖籍河北栾城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。

　　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

　　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，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，（有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。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，一定会拔起剑，挺身上前搏斗，这不足以被称为勇士。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，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，当无故受到别人侮辱时，也不愤怒。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，志向非常高远。

　　勇也有很多种，就这就是做人的境界，真正能做到心如止水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能有几人呢？

　　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，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，还一定要有敢于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。

　　得到有才能的人的方法，在于了解人，了解人的方法，在于责求事实。这几句用于说明得人在于知人，知人在于考核事实。

　　世人说：门下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。但在父子三人中，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，胜过苏洵和苏辙。一门父子三词客，千古文章四大家。

　　苏轼，可算是整个宋朝写字最厉害的一个人，可是，他的字没有王羲之的随意，颜真卿的工整，张旭的洒脱。乍一看，他写的字怎这么丑呢？苏轼就说了，我这个字很特殊啊，颜真卿那个叫颜体，柳公权的叫柳体，我这个字呢，叫石压蛤蟆体!

　　苏轼是善于调侃嘲弄自己的，人人都在炫耀自己书法俊美的时候，他确说自己的书法是石压蛤蟆体，是被石头压死的癞蛤蟆的风格。其实，这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，精彩正在于此。

　　苏洵（1009—1066）北宋散文家。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三苏，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。字明允，号老泉。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应试不举，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、文安县主簿。长于散文，尤擅政论，议论明畅，笔势雄健。有《嘉佑集》。工于书法，气韵有余。

　　经过探入思考而有所体会，所说的话就深刻；有了亲身感受而有所体会，所说的话就贴切；有了实际接触而有所体会，所说的话就平易。

　　说话或发表议论，不可凭空玄想，胡说妄道；必须经过思考，经过感受，经过实际接触，才能一语中的，易于为人们接受，否则必然不切实际，甚或谬之千里。可用于说明发言必须谨慎，必须深思熟虑，有感而出；如果夸夸其淡，信口开河，必将贻笑大方。

　　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；然后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敌。

　　作大将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先制伏自己的内心。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也脸不变色，即使麋鹿在旁边起舞也不去看它一眼。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，才可以对付敌人。

　　把心思用在公正上，振臂一呼犹如纲举日张一样，响应甚多；把心思用在欺诈上，作事好像是补了一百处漏洞，而又出现上千处漏洞一样，防不胜肪。

　　苏辙（1039—1112），字子由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省眉山县）人,号颖滨遗老。与父苏洵、兄苏轼并称三苏。

　　辙者，低调、务实、甘于负重，成人之美，正合厚德载物之意。苏洵以此字为沉静厚重的次子名之，是寄望于他不慕荣利、精诚守拙，步步为实、不蹈虚空，用扎扎实实的脚印说话。观苏辙一生，劳苦不避，功成不居，自然祸亦不及，实不负其父之雅望，亦不负辙之美名与深意，实可曰：大矣哉，淡定苏辙！

　　认为文章是气形成的，然而文章不可能学习就掌握，气则可以通过涵养而得到。这是从孟子的养气说发展而来的。苏辙直接说，文章就是作者气的有形体现，所以把气养好了，文章自然就成了。

　　怀着极大真诚又勤勉地撰写文章，就可以感天动地，使金石般坚固的东西也发生变化。

　　欧阳修（1007－1073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又号六一居士。汉族，吉安永丰（今属江西）人,自称庐陵（今永丰县沙溪人）。谥号文忠，世称欧阳文忠公，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

　　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。然玉之为物，有不变之常德，虽不琢以为器，而犹不害为玉也。人之性，因物则迁，不学，则舍君子而为小人，可不念哉？

　　欧阳修劝戒子孙要努力学习，提升自身修养。告诫后代：人都要经过雕琢磨砺才能有所作为，人的习性是最容易受外面物质环境影响的，若不能时刻磨炼自己，提升学识修养与品德内涵，就会舍君子而为小人了。

　　任用人的道理，关键在于不去怀疑（他），宁肯在选择人的时候花些艰难的功夫，也不可以轻易地任用（某人）却不去信任他。

　　大凡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；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：此自然为理也。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禄利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

　　大体说来，君子与君子，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；小人与小人，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。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，只有君子才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(因为)小人所喜的是利禄，所贪的是货财。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，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，这种朋党是虚伪的。

　　人做事常常因为不注意细节而失败，聪明勇敢的人大多被他所溺爱的人或事物逼到困境。

　　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，最重要的是孝敬；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所有的人，重在仁爱之心。

　　欧阳修酷爱书艺，自幼至老学字不辍。四岁时，母亲就教他划沙学字。平时一有馀暇、一见纸笔就练字，自称余每见笔辄书。他临习的前代书家有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李邕、怀素等。学过真书，也学过草书。《学真草书》说：自此以后，只日学草书，双日学真书。真书兼行，草书兼楷，十年不倦，当得其名。

　　欧阳修善写楷书。苏东坡曾中肯地评述他的书法特色: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，神采秀发，膏润无穷，后人观之，如见其清眸丰颊，进趋晔如也。这段话不但明白地指出欧阳修的书法面貌，也同时赞誉了他的仪表风范，真是所谓的书如其人。

　　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。其散文论点鲜明、逻辑严密，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；短文简洁峻切、短小精悍，名列唐宋八大家。

　　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

　　道路平坦距离又近地方，前来游览的人便多；道路艰险而又偏远的地方，前来游览的人便少。但是世上奇妙雄伟、珍异奇特、非同寻常的景观，常常在那险阻、僻远、少有人至的地方，所以，没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。有了志气，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，但是体力不足的，也不能到达。有了志气与体力，也不盲从别人、有所懈怠，但到了那幽深昏暗、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辅助，也不能到达。

　　关于王安石，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、文学家的一面，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。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齐名，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。苏东坡称王安石书法乃是无法之法，不可学。

　　曾巩（1019—1083），字子固，建昌南丰(今属江西省)人。嘉祏二年(1057年)进士，官至中书舍人。曾巩能出名，正是因为他的文章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。据说他写的文章一出来，就被人拿去传抄，不到一个月就流传天下，读书人手抄口诵，唯恐落到别人后面。

　　曾巩的文章到底怎么样呢？说起来，它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严肃认真，韩愈会写《毛颖传》之类的玩笑文字，苏东坡会写《后赤壁赋》那样的酒后幻觉，但是曾巩绝对不会。他总是板着面孔的，说起话来毫不客气，很讲究，很正经：

　　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。

　　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特别好，那么他所擅长的，也是凭借自己勤奋练习得到的，不是天才所致。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，莫非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。

　　曾巩在参观王羲之留下的墨池后，总结出干任何事情都要勤奋努力，写字是这样，其他事情也是这样的道理；

　　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，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。天下之学者，皆为材且良；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，皆得其宜，公乐也。一山之隅，一泉之旁，岂公乐哉？

　　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，不用刑罚，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，没有怨恨，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，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，这才是欧阳修的快乐。而一座山的角落、一池泉水的旁边，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？

　　曾巩提醒读者欧阳修不是因为山水而快乐。他指出：山水有什么值得快乐的？只有君正臣贤、人民富裕，欧阳修老师才会真的快乐。

　　知信乎古，而不知合乎世；知志乎道，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

　　只知道信奉古训，却不懂得迎合当世；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，却不懂得随同世俗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。

　　曾巩出身儒学世家，祖父与父亲皆为北宋名臣，唐宋八大家中有两位和他一生关系重大——一是老师欧阳修，二是好友王安石。

　　他与王安石年轻时便交好，但为官之后，因政治理念不同，关系日渐尴尬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得神宗信任，推行新法，曾巩主动要求离京外放任地方官。他未曾料想的是，这一去竟是整整十二年。待到写《局事帖》时，已是满头白发的花甲老人。

　　这十余年里，回京迟迟无望，曾巩的内心始终被豁达与沉郁两种情绪反复纠缠，此时，他收到一位朋友来信，或是有了希望，《局事帖》便是他写下的回信。